沈陽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曾長期作為遼陽城的衛城。自從清朝初期把沈陽作為都城之後，它的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一躍而為東北地區的政治中心，成為東北地區的首要城市。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沈陽的古建築和古代文物，主要是清代“龍興”時期的傑作。
沈陽位於鬆遼平原的東緣，遼河支流渾河出山口的北側。鬆遼平原東緣是東北地區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渾河穀地為沈陽通向東北地區的東部提供了通道。從沈陽向西，沿遼西山地的南緣到山海關，是華北地區與東北地區交通最方便的捷徑。
從氣候上看，沈陽以南的遼東半島，屬暖溫帶，冬季較溫暖，地麵無穩定的雪被。沈陽以北的東北廣大地區，冬季寒冷而漫長，地麵有長達數月的穩定雪被。沈陽以南地區，在曆史上以經營農業為主，居民主要是漢族。沈陽以北，在曆史上主要為從事遊牧漁獵的兄弟民族所居住。因此，沈陽在曆史上也是聯係漢民族與兄弟民族的一座重要城市。
在沈陽北陵地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表明，早在原始社會，這裡就有了聚落。這裡不僅有古代人類居住的房屋遺跡，還有許多陶器以及半月形石刀，表明這裡的物質文明有很高的發展，農業在經濟生活中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獻記載使我們所能知道的沈陽的最早名稱是漢代的候城，前漢時期屬遼東郡，後漢時期改屬玄菟郡。當時的候城為“中部都尉冶”。據考古研究認為，在沈陽市東南十公裡左右渾河南岸的古城遺址處，地表有頗多繩紋磚瓦，還有不少夾砂紅陶器具殘片，為漢代的古城址，該遺址可能就是候城遺址。在沈陽東陵地區的上柏官屯亦有漢代古城遺址，其附近的墓葬，自東漢到魏晉南北朝的都有，可能是玄菟郡的郡治玄菟城的所在。在沈陽火車站西南約五公裡的地勢較低窪的鄭家窪子地區，發現漢代墓葬群，其中有兩座大型棺槨墓，出土大量漢代文物。文物中有精製漂亮的青銅短劍和馬頭裝飾，死者的服裝和皮靴也非常考究，不僅表明墓主人的重要地位，也為我們認識古代的沈陽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
魏晉南北朝時期，東北地區也和中原地區一樣，各個少數民族和漢族輪流在這裡取得統治權。它們象走馬燈似的更迭，幾乎沒有留下什麼有關沈陽的文字記載。然而，到了隋唐時期，中央政權的強大，對東北地區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用兵。在這幾次用兵中，候城都是大軍經過或攻取的重要地方之一，被列入皇帝的詔書中，可見沈陽在軍事上的重要地位。
遼代，沈陽有較大的發展。遼在這裡置沈州。沈州一名起於何時，因《遼史?地理誌》與《奉天通誌》這兩部古代著作有異議，而成為一個疑案。前者認為，沈州為唐朝在東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權渤海國所設，後者對此予以否定。不過從唐朝文人著作中就有關於沈州的記述這一事實來看，沈州一名出現於唐代是沒有疑問的。沈陽的發展，最早是由於遼太祖於神冊六年（公元921年）從檀、順兩地移民來此，使人口增加。遼代統治者對於佛教極力扶持、宣揚，興建寺院佛塔。至今在沈陽市皇姑區西北方星羅棋布的工廠群中，仍然屹立著雄偉的“無垢淨光合利佛塔”，就是遼代在沈陽的寺院佛塔建築群的僅存部分。塔建於遼重熙十三年（1044年）。塔高五十米，為十三層密簷八角形實心磚塔，是遼代佛塔建築的典型代表。從這座壯觀的佛塔可以想見當時整個建築群的規模。佛教寺塔的興建，無疑擴大了沈陽城的職能範圍，使使它除了具有政治、軍事職能外，還增加了宗教職能。
遼代統治者實行軍事統治，在各地駐軍。沈州起初稱為興遼軍，後來又改名為昭德軍，歸首府設於遼陽的東京道管轄。沈州昭德軍起初統轄一州二縣，後來成為統轄五個縣的大州了。金代初年沿用昭德軍一名，後來又改為顯德軍。
沈州在金代末年毀於戰火。元代設沈陽路。從此，沈陽一名出現於史書。
儘管元末戰爭使沈陽城又一次被毀，但明代又使它複興。
明代對東北地區的經營，超過了以前曆代中原王朝。開設馬市、修築遼東邊牆、重建沈陽城，就是明代加強對東北經營的若乾措施中的幾項。而開設馬市，修築邊牆，都與沈陽城地位的加強有著密切關係。
明滅元後，在沈陽設沈陽衛，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由遼東都指揮使司指揮閔忠負責督建沈陽城。城“周九裡三十步，高兩丈五尺”。城門有四：東為永寧、南為保安、北為安定、西為永昌。城內有十字大街，規劃齊整。明朝沈陽城的建築為後來清朝的城市建設奠定了基礎。
明朝為了對東北地區的蒙古族和女真族進行防範，修築了一條邊牆。邊牆在沈陽以北呈“凸”字形向北突出，沈陽和撫順正好位於突出部位的後部，地位非常重要。沈陽和撫順都位於渾河之畔，而沈陽的位置較撫順更為重要。明代沈陽衛作為遼東邊牆上的重鎮和遼陽城的衛城，越來越顯示出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
沈陽的北麵和東北麵，在明朝時是從事遊牧漁獵的蒙古族和女真族居住著，不僅盛產馬匹、毛皮和其它畜產品，還有東北三寶：人參、貂皮、鹿茸角。漢民族生產的各種紡織品、生產工具、生活用品以及農產品，也是各少數民族所需要的。為了開展貿易，明朝政府在遼東開設三個馬市：開原馬市、撫順關馬市和廣寧馬市。沈陽正是位於這三大馬市之間。隨著貿易的發展，沈陽市的經濟也日益繁菜。
真正認識到沈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並把它從遼陽的衛城地位提升為東北地區政治中心的是努爾哈赤。
努爾哈赤是女真族的卓越領袖。他經過長期征戰和苦心經營，統一了女真各部和歸服蒙古五部，於1616年即可汗位，定國號為後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爾哈赤攻打撫順，揭開了向明朝發動強大攻勢的序幕，占領撫順後，又於次年的薩爾滸一戰，擊潰了明朝幾路大軍的圍剿，取得了軍事上的主動權，天命六年（1621年）他率大軍攻破了城壘堅固、防衛嚴密的沈陽城。接著又一舉攻下明朝在東北地區的政治中心遼陽城，在這裡營造宮殿，於天命七年（1622年）把後金的都城遷到遼陽。
努爾哈赤並不滿意以遼陽為都城。他力主遷都沈陽。經過多次說服，王公貝勒們終於同意遷都。為什麼要遷都呢？努爾哈赤認為：“沈陽形勢之地，西征明室……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事實證明，努爾哈赤遷都到沈陽的這一決策是非常英明的，是有他的深謀遠算的。遷都沈陽，使後金政權占據了重要的地理位置，為以後向明朝發動一係列積極主動地進攻，乃至統一全中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努爾哈赤於天命十年（1625年）從遼陽丘都到沈陽後，還沒有來得及實現他的宏圖大業，便於第二年死去。繼承王位的努爾哈赤的四貝勒皇太極也是清朝早期有作為的皇帝之一。他在登基之後，將國號改為大清。他在積極進行四麵征討的同時，對沈陽城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建：將城牆加高加厚；牆上建女牆；修垛口六百五十一個、明樓八座、角樓四座；將舊城的四門改建為八門；將原來城內十字街改為井字街；建宮殿、天壇、地壇、太廟；建都察院、理藩院等內閣六部衙門等。皇太極還於天聰八年（1634年）把沈陽尊為盛京，似乎想與明朝的都城北京爭一高低。當然，皇太極時沈陽城的規模相對還是較小的，比明沈陽城擴展很少，可以說基本上是在原來明朝城牆的基礎上改建的。
順冶元年（1644年），清朝從沈陽遷都到北京，沈陽作為都城隻有近二十年的短暫時間。然而，作為清朝建國初期的都城，在這裡還有宮殿、宗廟以及清朝的奠基者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兩位皇帝的陵寢，沈陽被清王朝看成是神聖的地方，稱之為“龍興重地”，把盛京作為陪都。
為了體現出陪都的地位，在這裡沒有幾乎和北京相當的中央機構，即禮部、戶部、工部、刑部和兵部，又稱“盛京五部”。各部首腦為侍郎。為了體現滿族的威嚴和統治，五部官職隻能由滿族入擔任。
從康熙起，經雍正，乾隆、嘉慶至道光幾代皇帝，都要到沈陽東巡祭祖，有過所謂十一次“東巡”。他們每來一次，都要對沈陽城的名勝古跡、故宮、陵寢、廟宇進行一番粉刷維修甚至擴建，而且滿城張燈結彩、鼓樂喧天，結沈陽增添了一番莊重和熱鬨的氣氛。
上述幾代皇帝的東巡，對沈陽城及宮殿等建築的擴建，主要是在康熙和乾隆時期。康熙十九年（1680年）第一次東巡盛京時，覺得與北京相比，相差懸殊，有損龍興重地的威嚴，下令撥款擴建沈陽城，在原有的八個城門之外，又增開八個邊門。這就是所謂沈陽城“八門八關”的由來。此外還對內城和故宮進行了維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第二次東巡，擴建沈陽故宮和四塔。乾隆幾次東巡期間，主要是對沈陽故宮進行擴建。經過這幾次的擴建，沈陽城更加顯示出它的“榮耀尊嚴”的地位。
在清代皇帝十一次所謂東巡中，以康熙皇帝的三次東巡帶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他的第一次東巡在沈陽故宮內設宴招待滿族大小官員，犒賞賜品，表示關懷，以此來鞏固和加強朝廷對東北地區的統治。他的第二次東巡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曾在沈陽故宮大政殿指揮清軍擊退沙俄的入侵，為後來（1689年）簽定《尼布楚條約》奠定了基礎。康熙第三次東巡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是在平定新疆蒙古族上層貴族噶爾丹叛亂後，祭陵告祖，進行慶功。
沈陽的名稱，在清朝以來曆經多次變化。最初在天聰八年改為盛京。順治元年遷都北京後，於順治十四年（1657年）改為奉天府。康熙時改奉天府為承德縣，直到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將承德縣分出一個興仁縣。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將承德縣改為撫順縣，宣統三年（1911年）又改為奉天府。民國二年（1913年）改奉天府為奉天縣。後又改為承德縣。又因與另一個承德相重複，遂改名為沈陽。根據沈陽名稱的變化，可以追蹤沈陽地位的變化。
沈陽作為清朝的發祥地，開國時的都城，遺留下豐富的曆史文化遺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宮殿、陵寢等古建築名勝。
沈陽故宮雖然在規模上比北京故宮小得多，而且是後來經過幾代皇帝擴建的，然而如果我們考慮到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的短短幾十年期間，從一個漁獵民族升為東北地區的統治力量，建立國家，興建宮殿；向龐大的明朝進行挑戰，就不能不為清代開國的這兩代皇帝的氣魄和膽略而讚歎。另一方麵，從沈陽故宮的敦實質樸的特點可以反映出清朝在初興時期的勵精圖治的創業精神。清朝故宮還保留許多滿族的特點，這是和北京故宮非常明顯的不同之處。
沈陽故宮的布局可以分為三路或三大部分，各部分建於不同時間。東路以大政殿為主體。一條甬道從殿前向南伸出。甬道兩側有亨十座，被稱之為“十王亭”或“八旗亭”，構成一組亭子式院落建築。大政殿規模最大，為八角重簷攢尖頂殿宇，最初是皇帝與貝勒大臣決議朝政之所，後來多用來舉行大典。十座亭是：左側為左翼王亭、正黃旗亭、正紅旗亭，鑲藍旗亭、鑲白旗亭；右側為右翼主亭、鑲黃旗亭、鑲紅旗亭、正藍旗亭、正白旗亭。這組建築，是清入關前以八旗製度為核心的軍政體製，在宮殿建築上的體現，反映了少數民族特點的帳殿式建築，也是沈陽故宮最具有特色的一組建築。中路建築以崇政殿為主體，是沈陽故宮的中心。崇政殿是清太宗皇太極日常臨朝的地方。崇政殿前有大清門，是當年文武群臣候朝之所。崇政殿後麵有建於高近四米的高台上的鳳凰樓，是當年盛京城內的最高建築，登樓可以觀日出。“鳳樓曉日”曾是著名的“沈陽八景”之一。鳳凰樓的北麵為清寧宮，又稱正宮。東屋北間為皇太極與皇後的寢宮，南間為處理政務之處。西屋是薩滿祭祀的神堂，有祭祀用的器具和兩口煮祭肉的鐵鍋。它的南，西、北三麵為相連的炕，保留著滿族住室結構的特點。西路建築以文溯閣為主體，包括戲台、嘉蔭堂、仰熙齋等。西路建築時代較晚，建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到四十八年，是乾隆及後來幾代皇帝東巡時讀書賞戲之所。其中文溯閣外形甚為壯觀，是仿照著名的藏書樓閻――寧波範氏“天一閣”，專為收藏乾隆時期編纂的大型類書《四庫全書》而建的。
除了故宮之外，沈陽最有名的名勝古跡就是東陵和北陵了。東陵和北陵是一般俗稱，本名為福陵和昭陵。福陵是努爾哈赤及其後妃的陵寢，位於沈陽老城大東門往東的天柱山上。山的前麵是蜿蜒的渾河，山上蒼鬆翠柏，蔥鬱繁茂。陵寢位於山的上部，需登一百零八層台階，才能到達，陵的前方約一公裡處，有三品以下官員的下馬碑。進入正門，沿磚鋪甬路兩側，有石雕華表、石駝、石馬、石獅、石虎立於兩旁。東陵是借自然的環境來表現其雄偉莊嚴的氣魄。昭陵位於沈陽市的北部，是皇太極及其後妃的陵寢。昭陵沒有福陵那樣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色，隻是由人工在平地上堆積起來的一座土丘。然而昭陵的建築規模和藝術則遠勝過福陵。從下馬碑往前走，路的兩側有華表、石獅、石牌樓。進入正紅門後，沿甬道兩側有漢白玉雕成的十二對石獸，有獅子、麒麟、豸、駱駝、馬、象六種，然後到達昭陵建築群的主體部分――方城。方城周長“四百九十五丈九尺”，四角有角樓，內有殿堂等建築，極為壯觀。方城北麵為寶城。福陵和昭陵都吸收了明十三陵的建築特點。通過福陵和昭陵的對比，不僅反映了清入關前文化進展的情況，也反映了清經濟實力的增強。
清朝時期，極力尊崇喇嘛教，沈陽建有眾多的寺廟。實勝寺和城郊東、西、南、北的四塔四寺就是皇太極時所建的喇嘛教寺廟。實勝寺又名皇寺，規模極大，當年香火興旺，每年正月十五舉行宗教活動，非常熱鬨。寺內有千斤鐵鑄巨鐘，晨鐘暮鼓，響徹沈陽城。“皇寺鐘鳴”是曆史上有名的沈陽八景之一。然而，由於幾經戰火的摧殘，這些都已成為曆史。四塔四寺早已破敗不堪，有的已不複存在了。
從清朝末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沈陽經曆了它的曆史上多災多難的時期。1948年底沈陽解放。三十多年來，沈陽獲得新生和大規模地發展。今天的沈陽是一個機械工業為主體的巨大的工業城市，工廠林立，著名的機械工廠數以千計。沈陽又是我國大型鐵路樞紐之一，為五條鐵路乾線的會合點，還有若乾鐵路支線。沈陽還是一個文化中心，有高等院校十八所，以及若乾研究機構。建國後平地建立起來的文化區，樓房鱗次櫛比，環境優美。
沈陽的優越地理位置，雄厚的工業基礎，加上附近有鋼城鞍山、煤都撫順和遼河油田等鋼鐵和能源基地，可以預期，沈陽必定會得到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