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滿武威，古稱姑臧，又名涼州，舉世聞名的藝術珍寶銅奔馬就是在這裡出土的。今天的武威是一座普通的縣城，但在曆史上它卻有著顯赫的地位。漢唐之間，它曾是我國西北地區僅次於長安的最大古城，涼州和武威郡的首府。這裡還是唐河西節度使的治所，“絲綢之路”上中外商人雲集的都會。十六國時，前涼、後涼和北涼等先後建都於此。它在保存我國北方文化、傳播西方文化方麵，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武威城位於甘肅省河西走廊東段的武威綠洲上。武威綠洲南部和西部靠祁連山，東部是騰格裡沙漠，北部為走廊北山的紅崖山、黑山和阿拉古山，發源於祁連山的石羊河就從中間流過，將綠洲分為東西兩部分。這裡的地勢西南高，東北低，由於石羊河水係的多年哺育，逐漸形成了河西走廊東段最大的一片沃野綠洲，即武威綠洲。武威綠洲日照充足，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在古代，這裡地多沼澤甘泉，綠草叢生，是河西地區荒漠中難得的天然牧場。
秦漢之際，我國北方匈奴的勢力日漸強大，他們趕走了原來駐牧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烏孫，從此武威一帶便成了匈奴休屠王部的駐牧地。匈奴在今武威城北三十公裡的地方修建了休屠城作王城，還在今武威城關東北修建了蓋臧城。蓋臧城就是後來的姑臧城。“蓋臧”是匈奴語，後人訛讀為姑臧。據《西何舊事》記載：蓋臧城呈長方形，南北長七裡，東西寬三裡，周長為二十裡。由此可見，蓋臧城的始建規模是比較大的。匈奴本是一個“逐水草遷徙”的遊牧民族，城鎮的修建，說明他們已經由原來單一的畜牧狩獵，逐步過度為以牧業為主，兼有農業和手工業的多種經濟。休屠城是休屠王的王城，自然是休屠部的政治中心和重要軍事堡壘。而蓋臧城隻能是一個進行農牧、狩獵和手工勞動的經濟中心。
匈奴休屠部把它的經濟中心蓋臧建在今武威城東北，這與該地有利的地理條件密切相關。蓋臧位於石羊河上遊的武威綠洲中部，地勢較高，地麵也比較乾燥，而且受洪水威脅較小，利於人類居住。綠洲中部平坦開闊，水豐草美，可耕可牧，有著發展生產的良好條件。這裡又地近祁連山北麓，祁連山“有鬆柏五木，水草茂美，冬溫夏涼，宜牧牛羊”。除了放牧、狩獵外，還可提供建築木材、燃料和直接用於軍事的箭杆和鷲羽。此外，河西走廊自古是內地通往新疆、中亞和西亞等地的交通要道，而蓋臧正當走廓的東口，由蓋臧住南穿過祁連山可到青海，往北沿石羊河穀可達內蒙，交通十分便利。因此，從最早的蓋臧城到今天的武威城，這座古城的城址一直就在這裡。
匈奴對河西走廊的控製，阻塞了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通，而且他們還和聚居在今青海一帶的羌人聯合起來，經常侵擾漢朝西北的沿邊郡縣。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大將霍去病兩次西征，打通並控製了河西走廊，把匈奴趕到了走廊以北的苦寒之地。漢朝先後在河西設置了酒泉、張掖、敦煌和武威郡，史稱河西四郡。河西四郡的建立，不僅切斷了匈奴與西羌的交通，更重要的是開辟了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為中國與歐亞各國的交流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漢設河西四郡時，蓋臧改名姑臧，成為武威郡的一個屬縣。為了徹底切斷匈奴與西羌的聯係，確保中西交通的暢通，漢朝除在河西四郡以北修建了長城外，還采取措施開發河西，幾次向姑臧一帶移民，以改變其地廣民稀的落後狀況。同時還充分利用當地水草畜牧的有利條件，繼續發展畜牧業，而且還開荒屯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以解決軍隊所需的糧秣和馬匹。姑臧地當中西交通的孔道，由於漢朝的開發，中西交通的日益頻繁，它在河西地區乃至西北地區的地位，就變得越來越重要了。
西漢末年，我國中原地區戰火連綿，生產遭到很大的破壞，而河西僻在西北，不但沒有受到戰亂的破壞，反而得到了發展。當時有個貴族名叫竇融，他家幾代在河西作官，非常熟悉當地的情況。他乘天下混亂，率部來到河西，在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取得了河西地區的政權。因為河西地區比較安定，所以安定（治所在今寧夏固原縣）、北地（治所在今甘肅慶陽縣馬嶺）、上郡（治所在今陝西榆林縣南）等郡“流入避凶饑者，歸之不絕”。這些流民的西遷，為河西地區提供了難得的勞動力，大大促進了當地生產的發展。當時，河西“兵馬精強，倉庫有畜，民庶殷富”。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姑臧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姑臧是河西地區的富邑，因此東漢時，姑臧一躍而成為涼州和武威郡的首府。河西自古乾燥少雨，這對發展農業生產影響很大。東漢初年，武威太守任延因地製宜，修理溝渠，設置專門官吏，主管農田水利。還開辦學校，獎勵官吏子孫入學讀書，而且提拔他們擔任地方官職。這些措施，進一步促進了姑臧等地的農業生產，還為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礎。當時，西域各國“馳命走驛，不絕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姑臧不僅是中外貿易的中心之一，而且成了西北各族貿易的中心。《後漢書?孔奮傳》記載姑臧貿易的盛況說：“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據說古代的集市貿易每天分三次進行，但姑臧因為“人貨繁殷”，每天要進行四次。據《後漢書?匈奴傳》記載，有一次匈奴南單於派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趕牛馬一萬餘頭到武威郡一帶交易。這些都說明了姑臧城的繁華景象。
魏晉時期，姑臧仍然是涼州和武威郡的首府。魏梁州刺史徐邈“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由此可見，當時姑臧一帶農業在進一步發展，而且還生產和銷售食鹽。煮鹽、曬鹽，必然是較大規模的生產，這說明當地已經有了工場手工業。兩漢、三國時期的長年開發，使姑臧發展成為隴山以西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
西晉時期，中原地區群雄角逐，戰亂不已，人民流離失所，大批田園荒蕪。而姑臧、河西一帶卻得到了繼續發展，以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西晉初年，安定烏氏（今甘肅平涼）人張軌，看到朝政日亂，他和竇融一樣，主動要求擔任涼州刺史。他到姑臧以後，首先穩定地方攻局，緩和民族矛盾，選拔重用了一批地方的有識之士；同時，打敗了鮮卑人對河西的進犯，保衛了地方的安寧。因此。張軌“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完全控製了涼州。
當時姑臧、河西一帶秩序安定，經濟豐饒，洛陽淪陷以後，“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張軌都予以安置。大批流民的西遷，使姑臧等地人口驟增，也促進了當地生產的發展和商業的繁榮。魏晉以來，河西一帶不使用錢幣。以布帛代替貨幣。為了交易，人們常常將一匹布裁為數段。這種辦法不但不利於交換，而旦損壞了紡織品。於是張軌下令鑄造五銖錢，結果“錢遂大行、人賴其利”。這反映了姑臧、河西地區的經濟在向上發展。
張軌建立的前涼政權，存在了七十六年，姑臧一直是它的都城。城市經過他的大規模擴建，在原姑臧城舊城的四麵修建了東城、南城、西城和北城等四個小城，每個小城的邊長各千步，加上舊城，共為五城。此外還有“東苑”和“西苑”，總共是七城。各城之間，“街衢相通，二十二門”。七座城連在一起，共同構成一座大城，而七座城又互相獨立、自成一體。六城之中，姑臧舊城居中，其餘六城環列四周，保衛中城，而中城可以支援其他小城，這更能適應當時戰亂的形勢。
除了擴建城垣以外，張軌正在姑臧舊城內的南部另築一城，作為宮城。在宮城內修建了謙光殿，該殿四麵各起一殿，東為宜陽春殿，南為朱陽赤殿，西為政刑白殿，北為玄武黑殿。這樣就形成了一個以謙光殿為中心的宮殿群。這些宮殿無論建築和陳設，都仿照當年的長安和洛陽，“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儘珍巧”，非常富麗堂皇。宮城四周是政府機關所在地，構成了前涼的行政中心。另外還在東城、北城等處種植果木花草，修建了宮殿、觀閣和池沼。宮殿有永訓宮、永壽宮、正德殿、平章殿；觀閣有賓遐觀、天龜觀、飛龍觀、神雀觀和萬秋閣；還有靈泉池、閒豫池、靈鈞台、玄武圃、講武場等。靈鈞台“周長八十丈，基高七八丈”，可見規模之大。
前涼以後，後涼、南涼和北涼也先後建都於姑臧。當時中原亂，“絲綢之路”受阻，西域各國派遣使者到姑臧、前涼時，西域各國送來的地方特產有汗血馬、火浣布（石棉布）、牛（一種野牛）、孔雀、巨象及各種珍異物品二百餘種。北涼時，鄯善（今新疆羅布伯南）王比龍親自來姑臧訪問，西域其他各國也與北京友好往來。可以想見，這些友好往來中，經濟上的往來必然是很多的。這說明十六國時，姑臧已成為中西貿易的重要城市。
南北朝時，姑臧先後屬於北魏、西魏和北周，依然是涼州和武威郡的治所。當時武威等河西郡縣，“或用西域之金銀之錢，而官不禁”。西域各國的金銀貨幣能在這一帶通用，反映了當時貿易的頻繁。但是，這時的姑臧已失去了昔日的繁榮，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人口的減少，據《魏書?地形誌》記載，當時武成郡所轄的林中（姑臧）和襄城兩縣，僅有民戶三百四十戶，隻有北涼時的千分之一了。
唐代的姑臧是涼州（武威郡）的治所，又一次成為隴山以西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中心。史書上說，“唐之盛時，隴右、河西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早在隋代，涼州所轄四縣的戶口已增長到一萬多戶，唐代的五縣有兩萬多戶，開元年間最多達兩萬六千多戶，是隴山以西人口最多的州郡。由於人口增長，政務繁多，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在姑臧城內設置神烏縣。庸時的姑臧，”大城之中，小城有七”，汪保持前涼的規模，姑臧縣在城東，神烏縣在城西。為了對付吐蕃和突厥，唐朝還設置了河西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是唐代管兵馬較多的節度使之一，治所就設在姑臧城。駐守在姑臧城的赤水軍，管兵三萬三千人，有馬一萬三千匹，是較多的地方駐軍。唐代著名的將領，例如工君、牛仙客、王忠嗣和哥舒翰等，都先後駐守姑臧，擔任河西節度使。可以看出，當時姑臧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為了解決邊防軍的糧餉供應問題，唐朝政府就在涼州一帶興修水利，擴大耕地，發展農業生產。原來涼州州境，南北“四百餘裡”，長安年間涼州都督郭元振將州境擴大到“一千五百裡”，並“開置屯田，儘其水陸之利”，這位涼州的農業生產發生了顯著變化。原來這裡一斛糧食價值數千，後來一匹絹可以買到數十斛糧食，在涼州儲備的軍糧可以用數十年。當時的涼州一帶，“閭閻相望，桑麻翳野”，”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涼州自古是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唐帝國的富強，使“絲綢之路”空前繁忙，這又促進了涼州的繁榮。我國著名的高僧玄奘和邊塞詩人高適、岑參都到過涼州。《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敘了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的涼州：“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說明涼州地勢險要，而且是西域各國和西北各族貿易的中心。唐代詩人元稹的《西涼伎》一詩說：“吾聞昔日古涼州，人煙撲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豔青旗朱粉樓。”詩人筆下的涼州，人煙稠密，物產豐富，市麵熱鬨。詩中還提到有供達官貴人們消遣的“百戲”，“丸劍跳擲”（雜技），以及西域各國的獅子舞、胡騰舞等。
安史之亂後，唐朝削弱，吐蕃強盛，河西一帶淪於吐蕃，興盛於漢唐之間的“絲綢之路”隨之衰落，當年“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的盛況也就成為曆史了。“絲綢之路”的荒涼，唐末和五代的紛爭，使涼州衰敗了。
宋元期間，涼州一帶戶口銳減，農業生產遭到破壞。據《宋史?外國傳》記載，當時的河西軍（涼州）僅有漢民三百戶，昔日雄偉壯觀的涼州七城也縮為一個小城，而且隻有東、南、北三門。
明清時，涼州是西北的邊防要地。明涼州衛的治所就設在這裡。清雍正二年（1724年）設涼州府，並設置武威縣。為了防禦元殘餘勢力，明洪武十年（1377年）加固補修武威城，加高了城牆，並將城縮小。後來又增辟西門，並修建了東關城。這一時期，武威的人口增長，農田擴大，農業、手工業和文化教育一度恢複生機，因而有了“銀武威”之稱。清朝末年，陝甘地區回民的反清鬥爭，使武威變成了爭戰之地。戰爭的破壞，統治者的搜刮，使武威一帶的人民“皮骨俱儘，屯荒之地，大半荒蕪”。從此以後，無災人禍交替發生，1927年的地震，1928年軍閥爭奪涼州之戰，1929年的災荒和瘟疫，使武威遭受了浩劫。
建國以後，武威的各項事業都有了很大的發展。縣城四郊農田密布，渠道縱橫，是甘肅的主要糧食產地之一，成為名副其實的“銀武威”。工業從無到有，有電力、化工、地毯、製革、皮毛加工等。縣城交通便利，蘭（州）新（疆）鐵路經過城南，乾（塘）武（威）鐵路與包（頭）蘭（州）鐵路相接，公路四通八達。建國以來，在武威出土的漢代醫簡、《儀禮》簡，都是稀有的珍貴文物，特彆是雷台漢墓出土的銅奔馬，曾在法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展出，獲得了很高的評價。隨著四化建設的前進，武威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