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記》的故事中說到，康熙在韋小寶的部屬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韋小寶的許多秘密行動。小說的故事有點誇張。清初政治相當清明，取消了明朝東廠、西廠、內廠、錦衣衛等特務製度，皇帝並沒有私人特務。一直到清亡，始終沒有特務係統。雍正的“血滴子”隻是小說家言，並非事實。但康熙對於臣子的動靜，地方上的民情，還是十分關心的，這是統治者所必須知道的情報。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製度。原來的製度是朝廷有一個“通政使”機關，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題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經審閱後再行轉呈。康熙覺得這方式會導致壅塞，泄露機密，所以命令特彆親信的臣子專折奏聞。專折不經通政司，直接呈給皇帝，密折的封麵上並不寫明奏事者的姓名，隻寫“南書房謹封”字樣。奏事者親自送到禦書房，麵交太監，等皇帝批複之後，又親自到禦書房領回。
後來這奏折製度的範圍擴大。並不限親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員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規定科道等官（中級官員）每天一人以密折輪流奏事，事無大小，都可照實奏告，即使沒有什麼事可說，也須說明為什麼沒有事可說。這種方式擴大了皇帝的權力，同時使得各級官員不敢欺騙隱瞞。
從康熙朝的奏折中看來，奏折的內容主要是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貪。可見康熙最關心的是百姓的經濟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員是否貪汙。當然，各地的造反叛亂，他也是十分注意的。
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大多數是寫“知道了”三字，有時也有詳細指示。從批示之中，可以見到康熙英明而謹慎，同時對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寬仁。
王鴻緒的奏折
王鴻緒比康熙大九歲，江蘇華亭人，康熙十二年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工部尚書、戶部尚書等大官，是康熙十分親信的臣子。他呈給康熙的奏折上，隻寫“密奏。臣王鴻緒謹奏”字樣，不寫官銜，所有公式套語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員的情況。
康熙派遣親信探聽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數極為有限，並一再叮囑不可讓人知道。他在給王鴻緒的親筆上諭中說：
“京中地可聞之事，卿密書奏折，與請安封內奏聞，不可令人知道。倘有瀉（泄）漏，甚有關係，小心，小心。”“前歲南巡，有許多不肖之人騙蘇州女子。朕到家裡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爾細細打聽，凡有這等事，親手蜜蜜（密密）寫來奏聞。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爾即不便矣。”（蘇州女子以美麗出名，大概有人乘著康熙南巡的機會，想選美進獻，或假借名義，欺騙蘇州女子的家屬。）“已（以）後若有事，奏帖照南巡報例。在宮中耳目眾，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聞見，照先密折奏聞。”
王鴻緒受到皇帝委托，保證絕對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說：
“臣一介豎儒，曆蒙聖恩簡擢，毫無尺寸報效，愧悚無地。茲於十三日卯刻入直內廷，恭接禦批並封內密諭，其時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開默誦，不勝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數，乃仰荷逃鄺，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儘犬馬，力矢忠誠，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至蒙恩諭諄誨，慮臣稍露風聲，關係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時刻凜遵，三緘其口，雖親如父子兄弟，亦決不相告，自當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後京中可聞之事，臣隨時於恭請聖安帖內繕寫小折，密達禦覽。緣係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複。謹奉。”（康熙批：是。）
王鴻緒所密奏的，大都是關於錢糧、馬政、鑄錢、鹽政等等財政經濟事務。他對財經事務特彆感興趣，所以後來長期做工部尚書和戶部尚書。本來這些財經事務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較為妥善。
除財經弊端外，王鴻緒的密奏性質十分廣泛。
有幾個密折與“陳汝弼案”有關。這案子起因於陳汝弼納賄三千兩銀子，後來發展為大案，由“議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門會審”。王鴻緒參與會審，將審案經過詳細密奏康熙，其中說到滿官漢官之間的爭辯：“……定陳汝弼‘情真立斬’，滿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與臣說：定罪未有口供，大人們應斟酌，且陳汝弼昨日所首字紙及書劄是什麼東西。臣又雲：不是隱藏得的。滿大人因令司官取來，念與眾大人聽……滿大人說，沒有關係，不必入在口供內。漢大人說：‘假裝身死’四字該去，昨日原是昏暈去了。因刪四字。屠粹忠說：藏匿案卷及犯贓，得無‘立斬’之條。議政大人說：改了罷。舒輅因改‘立絞’。科道說：仍照三法司監候絞罷。滿班大人未有應者。又陳汝弼令家人遞親筆口供，滿大人不收。李錄予說：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陳汝弼親筆口供，今日伊家人來遞，又不收，如何使得呢？……今本內所定口供，寥寥數語，乃舒輅所做也……從來問官改供及捏供，擬罪處分，條例甚重……滿大人皆怕惹怨，有話不肯發出。議政大臣亦唯聽舒輅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語：“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體，朕已明白了。”奏帖的主要內容，是說“滿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況。
“漢大人”則力為開脫。這案子後來如何結案不明，相信康熙會有較寬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滿洲官員傳統上雖較有權勢，但康熙並未偏袒滿官。同時又可看到，當時處人死刑十分鄭重，不能由有權勢的大臣一言而決。
王鴻緒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乾無關緊要的小事，今日讀來，頗有興味：
有一個奏折是長篇奏告馬政的，最後一段卻說：“……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傳信與他，說皇上在外說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驚慌等語。此後臣所陳密折，伏乞皇上仍於密封套上，禦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
有一個長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後一段說：“又宋犖幼子宋筠係舉人，於十一月廿一日到京會試，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暈病，隔久方一發，惟今年武場中暈一次，及到揚州，複發一次，比以前緊些，然幸而暈醒，仍可辦事，今奏新恩，將來交印之後即可來京等語……”（康熙批：知道了。）宋犖本為江寧巡撫，新升吏部尚書，辦事能乾，康熙關心他的健康。
有一個密折奏告一個官員有罪充軍，解差向他討賞，每人要銀子十兩，那官員不給，反加辱罵。一天晚上，那官員忽被人綁縛，所有銀兩儘被取去。這是一件無關緊要的小事，王鴻緒一樣的密折奏聞。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親信，任蘇州織造達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寧織雜鄴十餘年，曹寅就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織造孫文成三人，都不斷向康熙呈遞密折，奏報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極大部分是關於雨水、收成、米價、疫病、民情、官吏的名聲等等。當時沒有報紙，康熙主要從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實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區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報收成及米價。康熙批：“五月間聞得淮徐以南時癉舛候，夏澤愆期，民心慌慌，兩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寢食不安，但有南來者，必問詳細，聞爾所奏，少解宵旰之勞。秋收之後，還寫奏帖奏來。”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這樣一個奏折：“恭請萬歲萬安。竊臣於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風聞太倉盜案，一麵遣人細訪，一麵即繕折，並同無節竹子，差家人王可成齎捧進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揚，據稱：‘無節竹子同奏折俱已進了，折子不曾發出。臣煦聞言驚懼。伏思凡有折子，皆蒙禦批發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賜發。今稱不曾發出，臣心甚為驚疑。再四嚴刑拷訊，方雲：‘折子藏在袋內，黑夜趕路，拴縛不緊，連袋遺失德州路上，無處尋覓。又因竹子緊要，不敢遲誤，小的到京，朦朧將竹子送收，混說沒有折子，這是實情。’等語。臣煦隨將王可成嚴行鎖拷，候旨發落。但臣用人不當，以致遺誤，驚恐惶懼，罪實無辭，求萬歲即賜處分。茲謹將原折再繕寫補奏，伏乞聖鑒。臣煦臨奏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爾所奏，不過密折奏聞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將爾家人一並寬免了罷。外人聽見，亦不甚好。”值得注意的，還不在康熙的寬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態：皇帝認為派人暗訪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譽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辦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風，無論如何不能讓旁人知道。康熙批複密折，從來不假彆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書寫，勉強用左手批複。但在政治黑暗的時代，統治者派遣探子私訪密奏，卻眾所公認是理所當然。這種對“特務工作”的價值觀念，是政治清明或腐敗的一種明顯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請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張雲翼病故的訊息。向皇帝請安，是“恭祝萬歲爺萬福金安”，該當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須另折奏報，決不可混在一起，否則有咒詛皇帝死亡的含義。李煦這個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諱，十分胡塗。奏折中說：“恭請萬歲萬安。竊提督江南全省軍務臣張雲翼，於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癰，醫治不痊，於七月初三日巳時身故，年五十八歲，理合奏聞。蘇州六月晴雨冊進呈，伏乞聖鑒。”